“行水得其理，漂石折舟；用民得其性，则令行如流。”语出《孙膑兵法》。大意是，水战时懂得水的规律，即使是笨重的石头，也能漂起来攻击对方的船只；用兵时契合人的天性，军令的执行就能如臂使指，畅通无阻。

无论是用兵之谋，还是为政之道，都应遵守客观规律，顺应社情民意。孔子说：“虽有国之良马，不以其道服乘之，不可以道里。虽有博地众民，不以其道治之，不可以致霸王。”即使客观条件非常有利，倘若主观上蛮干胡来、一意孤行，效果也一定会大打折扣，甚至形势逆转，由胜而败。

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认为：“夫法令之必本人情，犹政事之必因风俗也。”决策者在制定政策、法令、计划时，既要有原则性，又要有灵活性，将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。春秋时期，郑国执政子产临死前，对国内的民风进行了精辟阐述，指出“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。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”，提示继任的子大叔“宽难”。但子大叔执政后，仍然施行宽柔政策，导致“郑国多盗”。直到子大叔后悔，派兵“尽杀之”，才恢复了社会秩序。孔子受到此事的启发，得出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”的结论，赞美宽猛相济的子产“古之遗爱也”。

观时而制法，因事而制礼。然而，时、事，蕴含的各种因素往往纷繁复杂，在拍板决断的关键时刻，善于独立思考、准确把握重点，是法、礼适应现实的先决条件。三国时，刘备集团入蜀之初，法正劝诸葛亮要“缓刑驰禁，以慰其望”。但诸葛亮并没有机械照搬“高祖入关，约法三章”的教条，而是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比较和分析，判断刘备入蜀与刘邦入关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同，对蜀地只能“威之以法”“限之以爵”。果然，在诸葛亮的严刑峻法下，蜀国不仅没有大乱，反而出现了“吏不容奸，人怀自厉，道不拾遗，强不侵弱，风化肃然”的大治之象。

《鬼谷子》有云：“决情定疑，万事之机。”党员领导干部无论是出台政策还是推进工作，都要认真调查研究，熟悉风土人情，既要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，更要远离经验主义的泥淖。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只有“以百姓心为心”，将稳民心、顺民意、护民利贯穿工作始终，才能保证“上下同心，人应如响，不疾而速。”（吴雁泽）